读懂广州·粤韵丨昔建博物馆开风气 今与城相融领潮流

  从一九二九年广州第一座博物馆建立起，博物馆在广州已经走过了九十五年时光。

  博物馆被视为了解一座城市最直观的“文化窗口”。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建设博物馆的城市之一，通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将城市的历史、人文的血脉、百姓的生活、时序的变换凝聚于一座又一座的博物馆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散发出迷人的光芒。

  1929年，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以越秀山镇海楼为馆址，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这是华南地区首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

  “博物”一词，在中国古文献中早已有之。晋代学者张华著有《博物志》，明代学者董斯张著有《广博物志》。“博物”是与古代“通识”教育相联系的观念。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经》记载了337种动植物，能够说是一部先秦时期的博物学小百科。汉代的《尔雅》对《诗经》和其他先秦古籍中500多种生物加以注释，分为草、木、虫、鱼、鸟、兽、畜七类，深受后世重视。历代的各种“异物志”“风土志”更是层出不穷，比如《岭南草木状》《桂海虞衡志》《林泉结契》《兽经》《蛇谱》《异鱼图赞》《花镜》等。这些书籍文献与各种农书、医书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独特的“鸟兽草木之学”，如果再加上金石学、古物学，就可勾勒出传统“博物学”的基本面貌。

  此外，“博物”一词也有博学多识之意，所谓“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古书中常有的“博物君子”一词，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相较“博物”一词，“博物馆”或“博物院”之称的出现要晚得多。据学者们的研究，林则徐1841年主持编译《四洲志》时，第一次使用了“博物馆”一词，称：“兰顿（即伦敦）建大书馆一所，博物馆（指大英博物馆）一所。”“博物院”一词，最早见于传教士卫三畏（1844年来华）在澳门出版的《英华韵府历阶》一书中。当时，英语“museum”一词有“缪齐英”“妙西因”等诸多音译词，“奇观院”“古器库”等五花八门的说法也都见于坊间。随着1868年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上的博物馆——徐家汇博物院在上海诞生，“博物馆”“博物院”的名称逐渐固定下来，成了这一类公共文化机构普遍的称呼。

  收藏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古代的王公贵族有掩埋玉器、积累典籍的习惯；文人也有收藏字画、古物、金石等的做法，从而为自己的创作、研究积累范本和资料。比如，清人翁方纲在任两广学政期间走遍广东各地，搜集金石铭刻拓本500余种，编成《粤东金石录》，成为后人编辑地方史志的重要参考资料。1821年，学海堂在广州建立以后，广东学者更加重视本土文字材料的搜集，南汉拓本、晋代墓砖等成了收藏焦点。

  不过，这种收藏多局限在较小的范围内开放，能见到相关藏品的人通常很有限。对一些格外珍贵的藏品，收藏者很多时候更倾向于“秘不示人”。比如，清代收藏家陈介祺得到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毛公鼎后，就筑楼藏之。

  许多古代的成规模收藏都得到了收藏者的精心呵护。收藏者往往专辟一个空间作为藏所（可以看作是一种内部的“博物空间”）。那些闻名一时的藏书楼，如天一阁、文渊阁、玉海楼等就是这里面的典型代表。19世纪上半叶，美国人亨特在广州生活时，常常看到“古代的青铜鼎和青铜瓶”在富有的中国人的书房中占据显眼的位置。法国人伊凡在广州行商潘浩官家做客时，被引领到一间摆放着各种古玩珍宝（瓷器、玉器、青铜、书画等）的房间内，这些古玩珍宝让伊凡印象深刻。

  19世纪，公共展示的新观念逐渐传播开来。这一时期，公共展览在欧美方兴未艾之际传入中国，对一些国人产生了深刻影响，身处中外交流前沿的广东也成了重要的先锋之地。

  晚清年间，广东人频频参加在多个国家举办的世界博览会等展会，或参观各地博物馆。1851年，广东商人徐荣村携“荣记湖丝”夺得伦敦博览会金银两项大奖；1876年，以广东人居多的中国首批留童参观费城博览会；1887年~1890年，广东学者潘飞声在德国柏林大学任教期间游览了欧洲多国的博物馆。

  1869年，香港博物院落成，免费向公众开放。当时报道称，“粤中有家藏珍异”者将私藏的珍品拿到香港进行展示，以期提升口碑，使珍品升值。可见，头脑灵活的广东人早早意识到了公共展示的价值。1875年，一批居于广州的商人提议，仿效在香港举办的公共展览会的形式举办“赛花会”。宣扬“商战救国”的两位广东人郑观应和康有为也提出，通过公共展示振兴工商事业，普及民众教育。

  到了辛亥革命之前，一批具有革命意识的广东人，如黄节、潘达微、高剑父等，将公共展示视为推动革命的一种手段。高剑父等人的创作理念通过广东图画展览会、广东省美术展览会等活动进一步传播开来。

  考古学、民俗学的发展也令“博物”观念逐渐深入人心。1916年5月11日，归国华侨黄葵石在龟岗“东山庙”附近进行建筑施工时，发现了一处南越时期的大墓，这被视为南越国考古的起点。1928年，学者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大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即中大“语史所”，内设民俗学会、考古学会。当年10月22日，傅斯年等主持成立的中研院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建立。1925年，广州第一个民间考古团体——中华考古学会成立，谢英伯担任主席。在这些机构和团体的推动下，不少学者到全国各地调查文物古迹，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1928年10月13日（农历九月初一）董作宾在河南安阳小屯村进行的试掘。这是安阳殷墟发掘之始，也是中国学术机构独立进行科学考古发掘的开端。

  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在广州东山柏园建立。（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摄）

  随着慢慢的变多文字和实物资料的积累，建设博物馆的呼声慢慢的升高。1913年3月，胡汉民主持的广东政府提出要筹建博物馆，为筹建图书馆和博物馆，派商人关彦超赴海外募捐。不到半年，关已筹到两万港元。不过，当时政局迭变，此事被暂时搁置。

  广东最早的博物馆，诞生于大学校园。1923年，岭南大学博物馆（后改称文物馆）成立。1927年，著名学者冼玉清兼任馆长。岭南大学博物馆（文物馆）是广东省最早建立的正规博物馆，也是全国较早创办的博物馆之一。据1952年冼玉清手书的《岭南大学文物藏品册》记载，博物馆共有藏品800余件。

  1929年2月11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以越秀山镇海楼为馆址，正式成立并对外开放。这是我国早期成立的官办博物馆之一，也是华南地区首座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至今已有95年历史。

  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雄踞于越秀山蟠龙岭上的镇海楼，一直是广州显著的城市标识，有“岭南第一胜概”之称。

  20世纪初，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因日久失修，渐趋坍圮。1927年，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倡议重修镇海楼，次年5月动工，12月竣工。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整旧如旧”的建筑规划设计理念，建筑外立面用英国水泥加固，建筑内部则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了一番。

  在镇海楼修缮期间，林云陔等人提议设立市立博物院，并有意将镇海楼作为馆址：“举凡动植矿各物标本模型、世界古今特异之物，尽量搜罗陈列。”

  之所以选择镇海楼作为馆址，一大原因是其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作为城市地标的镇海楼不仅有深厚的历史价值，也深受本地民众喜爱，历代文人墨客在此吟咏不绝。从当时全国仅有的约十座博物馆来看，只有北京和南京两地是借用明清皇宫、城楼等古建筑作为馆舍，其他都是新建的西式建筑。以镇海楼为馆址，更显气象宏伟，因此，它成了博物院院址的不二之选。

  1928年10月24日，广州市市政会议讨论了时任教育局局长陆幼刚的提案，“查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革命策源地之广州，自应极为创办”“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之兴趣”。会议拟定镇海楼为博物院馆址。11月6日，博物院筹委会成立。

  筹委会历史风俗、自然科学、工艺美术三个部门的负责人分别是谢英伯、辛树帜与丁衍镛。广东梅县人谢英伯当时是中国新闻学校校长，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参加过多次起义筹备工作及护法护国斗争，也是不少革命报刊的主笔。辛树帜则是受邀回国，拟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未赴任），他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和农学家，撰有《大瑶山调查记》《中国果树历史的研究》等著作。丁衍镛早年公费赴日留学，归国后在多所美术院校任职，当时是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教员。筹委会其他常委、委员也都是各界名人或资深的文物收藏家，为博物院的建设增加了很多人气和资源。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筹备时间只有短短数月，重头工作是藏品、展品的征集。一方面，教育局呈请市府，要求各市、县、区采集各类文物交给博物院，另一方面，谢英伯等人亲赴各地搜集。

  征集工作卓有成效，市第十三小学内之宋元丰二年（1079年）制天庆观铜钟、明黎民表书碑刻、旧法国领事馆内石质日晷、市北郊弥勒寺内之藤造大佛等文物陆续运到博物院。市内文化名人温幼菊、司徒槐、高剑父、李耀屏等人捐送了多种古物，中山大学教授、德国人叶格尔珍藏的矿物标本，中山大学考古学会主席商承祚考察东山松竹岗南越大墓所得的数件古物也先后到来。丁衍镛在上海征得蔡元培、于右任、何香凝、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等名家的作品200多件，满载而归。

  建馆之初，广州市市立博物院便确立了“供专门学者之研究，养成学生事物之观察，奋兴人民文化进展之感想”的办院宗旨，设自然博物标本、历史风俗和美术三部，令其成为中国最早具有现代教育功能的博物馆。

  1929年2月11日，广州市市立博物院在镇海楼举行了开幕仪式。当年，全国仅有10座博物馆，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是其中之一。新开张的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犹是汉时秋”的馆联由胡汉民题写。

  博物院大受民众欢迎。最初几周游客“每日均在六七万人以上”。据广州市政公报记载，1930年有意大利人到院参观，回国后向意大利各界推介院内的陈列展览，得到不少学者的赞美。

  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占驻镇海楼，院址损毁严重，藏品散佚，博物院解散。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广州市市立博物院恢复，回迁镇海楼，1949年中，因经费无着，博物院撤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州市人民博物馆筹备处于1950年9月在镇海楼东邻仲元图书馆成立，胡根天任馆长，1951年3月1日正式开馆。1954年改为广州博物馆。

  2019年，镇海楼夜间开放以来的首次大show——“广州织绣”非遗服装秀上演。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出台了关于博物馆发展的一系列政策规章，博物馆事业迎来发展高潮。不管是旧有博物馆的改造，还是新型博物馆的建设，均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

  广州也建起了一家又一家博物馆。1950年~1960年，广州建起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广州美术馆、广东省博物馆、岭南文物宫、广州文化公园水产馆、广东地质博物馆、广东民间工艺馆等具备博物馆性质的机构。

  作为国内最早一批纪念馆之一的同志主办农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建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纪念馆、“三二九”起义指挥部旧址纪念馆、鲁迅纪念馆等纪念馆也纷纷建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广州起义纪念馆、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省港罢工委员会旧址纪念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陈树人纪念馆、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等建了起来。

  20世纪90年代，广州艺术博物院、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高剑父纪念馆以及一批区博物馆成立。

  进入21世纪以来，更多博物馆在广州涌现。2006年7月，三大会址纪念馆对公众开放。此外，陈李济中药博物馆、十香园纪念馆、广州亚运会亚残运会博物馆、东平典当博物馆、普公古陶瓷博物馆、广州东方博物馆、迪士普音响博物馆等各具特色的博物馆也纷纷建立。特别是一批行业博物馆、私人博物馆的出现，丰富完善了广州的博物馆体系，将许多精彩的“私藏”变成公众共享的文化资源。

  目前，广州地区已拥有73家博物馆、纪念馆，总藏量超过全省馆藏总量的半数。逛博物馆，成为慢慢的变多人热衷的休闲活动。

  胡根天是著名的美术教育家和艺术家。1892年9月23日，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儒良乡汤边村，在当地接受了新式教育。1911年春，胡根天来到广州，投考广东高等师范附中。在广州，胡根天确立了人生目标——“由此决定走向美术这一条长远的道路”。1914年，他到日本留学，进了日本当时最高的美术学府——东京美术学校，入读西洋画科。回国后，1921年在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许崇清的支持下，他在广州成立了华南第一个研究西画的社团——赤社美术研究会。1922年，他又办起了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胡根天被誉为广东高等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1950年，胡根天被任命为广州人民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在征集藏品、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等方面，胡根天全力开展工作。博物馆展柜的设计以及展陈说明的撰写，当时60来岁的他都亲力亲为。他一度吃、住、工作都在山上，被称为“搏命馆长”。

  在胡根天和同仁的努力下，博物馆的藏品从3000多件增加到3万多件。他被任命为广州文物管理委员会革命文物组组长，开华南地区革命文物收藏、整理的先河。他提出博物馆是一个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应该“走下越秀山，走入群众中”，仅1952年一年，入馆参观总人数就超过100万人次。

  1957年，在原仲元图书馆辟建广州美术馆，这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美术馆之一，胡根天出任第一任馆长。与博物馆相比，美术馆更是从零开始。胡根天身兼数职，从征集文物、策划展览，到编辑出版、推广宣传，全部亲力亲为。他力邀名家容庚、商承祚、卢振寰等人组成书画鉴定委员会，并通过购藏、接受捐赠等方式，努力充实馆藏书画作品。目前该馆收藏了三万多件文物，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古代书画藏品是在胡根天任职期间入藏的。

  在充实公共文化机构收藏的过程中，胡根天广阔的交游为之助力不少。关金鳌是赤社成员，20世纪80年代，胡根天极力游说这位爱国的老朋友把画作捐赠给祖国。移居海外的关金鳌将其创作的多幅油画、水彩画、速写等作品悉数捐赠给广州美术馆、赤坎关族图书馆和开平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吴子复是市美第一届学生，也是胡根天最看重的学生之一。在筹建广州人民博物馆时，他多次写信去香港，邀请吴子复题写馆标。1952年，吴子复为博物馆题写隶书长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1954年，广州人民博物馆改名广州博物馆，胡根天又请吴子复题写馆标。花都籍香港画家任线年代牵线香港收藏家杨铨捐赠大批文物，其间多次写信求助胡根天推动此事。

  在广州众多博物馆中，有一个博物馆不得已提，那就是身处寸土寸金的城市中央、在两千多年前的遗址上“长”起来的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这也是岭南地区首座遗址类博物馆。

  1983年，建筑工人在广州市越秀区象岗山挖掘地基时，无意中发现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陵寝。墓葬保存完好，出土了珍贵文物1000多件（套），数量之多、器物之精，堪称惊世。广州市政府决定于原址建立博物馆，以保护展示这批珍贵文物。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后更名为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首期陈列馆和古墓馆分别于1988年、1989年建成使用，二期珍品馆于1993年建成，总面积9668平方米。建筑落成后大获好评，夺得国家优秀设计金奖、国际建协“20世纪世界建筑精品”等一系列重要大奖。

  博物馆的设计任务交给了著名建筑设计师莫伯治。莫伯治等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又结合地方特色进行了精心设计。轴线对称的构图与空间序列体现传统庭院建筑特色，而有机空间的运用与空间序列的韵律，又体现了现代的庭院空间概念。

  展馆石阙和回廊、墓室护墙等部位采用了与原有墓室结构材料相类似的红砂岩，可谓别出心裁。临街的博物馆正立面，用了1300多块红砂岩砌筑成石墙，当中留出一线通道，作为展馆大门的入口。左右两堵石墙犹如两座石阙，耸立在高台阶上。墙面上由著名雕塑家潘鹤雕刻了两幅巨型浮雕，两个身高8米的男女越人头顶日月、赤足踏蛇，象征驱逐邪恶；左右一对圆雕大石虎则呈欲跃之势。这些雕刻的原型分别选自墓中出土的屏风构件、玉璧与错金铭文虎节的图样，展现了越、汉、楚三种文化的内涵。岭南在古代是越人的聚居地，刻在主体陈列楼东西两面石墙的“越人善作舟”之作，也模仿了出土的铜提筒上的刻画。

  墓室展馆用钢架结构、金属玻璃罩盖顶，与墓室遗迹结构有明显的区分。金属玻璃盖顶作覆斗形的几何形体，是仿照同时期汉武帝茂陵的形状而设计的，也隐喻原来墓室之上是土丘。

  2021年9月8日，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宫博物馆合并组建成南越王博物院。今天的南越王博物院频频登上中国博物馆热搜榜，慢慢的变成了国内最为热门的博物馆之一。许多年轻人从外地赶来，“为一座博物馆奔赴一座城”。

  博物馆是城市风貌、城市精神的缩影，它们从不同方面讲述着城市的历史和文化，彰显了城市的品位。

  有专家表示，博物馆也是引领人们认识一座城市的最好窗口，还是城中居民“延伸的客厅”。它们不仅为城市营造出有魅力、有特色、有活力的空间场所，还是重要的时代记录和人们的创造之源。

  今天，广州地区的博物馆一改早年人们印象中严肃、古板的面貌，变得时尚浪漫，生动活泼。

  广州美术馆举行的“艺博院之夜”活动现场（资料图片） 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苏俊杰 摄

  从7月19日起，广东省博物馆正式开启“粤博之夜”。在博物馆里，人类能欣赏意大利歌剧和中国传统民乐，能体验光影互动音乐剧，可以品味赫赫有名的“红云宴”，还可以沉浸式体验戏剧故事。广州博物馆在镇海楼下举办“消失的名菜”系列活动、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每年一度的“帅府之夜”业已发展为城中知名的文化品牌。“在博物馆过一个浪漫的夜”成为许多人心心念念的夏日体验。

  慢慢的变多的人把博物馆的事业看作是“自己的事”。陈浩是一位资深的文物志愿讲解者，从2009年开始，他先后在湖南省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担任过讲解员，如今“就职”于南越王博物院。他戏称：“我好像经历了汉代的三个不同时期。”他认为，当“文物—馆方—讲解者—公众”整个链条都贯通，继而，当更多的博物馆和更多的文物信息贯通，文物就会“活”起来。

  各种各样的“类博物馆”空间伸向城市的各个角落。今年3月，在广州市海珠区敬和里龙溪新街，拥有百年历史的青砖石脚古老大屋双清楼焕然一新，对外开放。这里兰草幽静、竹叶青葱，史料展陈、多媒体互动应有尽有，成为一处精彩的公共文化空间。

  作为著名的“史语所”在广州建所之地，修缮开放后的柏园不仅成了一座讲述史语所源流的“博物馆”，还在首层设立了“粤书吧”。记者来到这里时，有家长带着孩子正在度过假期时光；两三位年轻的女孩子在几个透着历史味道的角落里拍照。

  博物馆收藏、研究、展示、传播传统的四大功能，表面看都是指向过去，实际上，每一项功能都是瞄向未来。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这里感知时代的变迁，洞见城市的万千气象，博物馆连接着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广州博物馆曾经收藏的元代铜壶滴漏是我国现存最大、最完整的铜壶滴漏。它铸造于元延祐三年（1316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大小不等的4个壶组成。壶身饰铸云纹及北斗七星。除日、月、星、箭四个铜壶外，还有一个龟蛇合体的玄武形铜盖。玄武，又称真武大帝，为司水之神，在中国南方尤受崇拜，体现了这件铜壶滴漏的地方特色。

  这件铜壶滴漏本来放在广州城的拱北楼上作为报时仪器，1857年拱北楼火灾时被人拿走。1860年，它被两广总督劳崇光悬赏购得。当时月壶略有损坏，其盖与日、星两盖都是后来补铸的。1864年，拱北楼重建完成，它复归原址。1919年广州拆城，这套漏壶从拱北楼移下，经长堤海珠公园、永汉公园（今人民公园）、废先锋庙、越秀山亭等处的数次搬迁之后，于1933年被放置在镇海楼内。

  日壶的外侧铸有铭文，上列监造官员和工作人员共20人，可见当时这件仪器的制作是一项大工程。铭文中有“阴阳提领”一职，说明当时署衙里专设有管理监测天文时刻的人员。据传，大名鼎鼎的传教士利玛窦面对此铜壶滴漏，想仿制却无从着手。

  清代诗人徐良琛曾作《拱北楼铜壶歌》：“日转楼角风凌凌，访古直上层楼冬。楼中刻漏传自昔，决制朴拙形彭亨……”诗歌对铜壶滴漏的设计、结构、功能、使用等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们也能从中看出它在当时广州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20世纪70年代，铜壶滴漏被调拨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四楼惟镇海最高，自海上望之，恍如蛟蜃之气，白云含吐，若有若无。晴则为玉山之冠，雨则为昆仑之舵，横波涛而不流，出青冥以独立，其瑰丽雄特，虽黄鹤、岳阳莫能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