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广东的广州深圳是中国的深圳
国庆节前,我应邀赴广州参加一个广深关系的研讨会,前几天我写了一篇专门分析广深关系的文章。
我在那次演讲中对广深的差异点做了分析。这几天利用国庆假期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又做了更加深入的思考。我在这篇文章中把广深的差异点集中到发展背景上来分析。
广深关系一直是珠三角地区发展中的热门议题。两大城市这些年来在发展中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也存在着某些特定的程度的发展水平和优劣之分,特别是深圳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创新、经济成长等基础领域实现对广州的赶超,而深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突出短板问题也长期得不到合理解决,这样一些问题对两大城市的成长都造成了明显的困扰。
其实,任何发展都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广深两大城市在发展背景上是存在很多差异点的,这些差异点在不断影响两个城市的发展。
第一,广深都位于岭南沿海地带和广东文化圈。作为沿海城市,其海洋蓝色文明的痕迹都是十分突出的,加上同处广东,其粤地文化的色彩都是显著的,即便深圳的大多数人口是外来移民,但城市坐落于广东,仍然受到粤派文化的广泛渗透和影响。
第二,都是国家级超大城市和经济一线城市。所谓“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毗邻的广深双双进入,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军者角色,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广深都是排在前锋的创新型、试验性城市。
第三,都具有南方城市应有的市场化背景和基础。广东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位置,自古以来就有所谓“天高皇帝远”之说,它的本意是,广东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受到国家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最少,也是依靠自身市场化动能获得最好发展的地方,这一点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也看得十分清楚。
第四,都具有比较开放的城市品格。广深两大城市的风格有很大不同,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开放型的城市品格,这得益于它们长期以来的市场环境和毗邻香港的开放优势,也得益于国家给予的更加宽松的发展政策。
当然,由于广深多年来在各自城市的成长和发展中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情况和表现,大家更多关心的是,两大城市为何会出现这些不一样?广深在发展背景上到底有哪些差异点?
广深在发展背景上的差异点有很多,很难面面俱到,我还是归纳了一下,主要有如下五点:
这个是最直观的差异,广州市域面积7434.4平方公里,深圳市域面积1996.85平方公里,广州是深圳的3.72倍。
市域面积之差有那么重要吗?太重要了。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首先是发展空间问题,你连空间都没有,谈什么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深圳一直期盼扩容的问题,因为深圳发展速度很快,但面临土地匮乏、发展空间严重不足,甚至导致房价一路飙升,这都和土地供应跟不上、供需矛盾紧张有直接关系。
很多企业搬走了,比如华为移动终端业务搬迁到东莞松山湖;还有很多重点项目由于深圳没有土地而无法落地,转投其他城市。
广州的发展空间则大得多,多年来,广州的城市规划重心不断外移,包括花都、从化、增城、南沙等原来属于城市边远地区的地方都进入重点开发地带,给广州的城市发展带来了很多新的空间和机会。
即便如此,广州在城市空间上并没有局限于现有市域范畴,仍在积极地推进广佛同城化,有学者在呼吁广佛两城合并。
相比之下,市域空间狭小的深圳在发展空间上和广州不在一个资源条件的层级,有明显的劣势。
广深两市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有着很大的差别。广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从秦朝开始,就一直是华南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科教中心。
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明清两代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广州在广东省内乃至整个华南地区形成的“老大哥”地位是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做雄厚基础的。
广州的广府以及客家、潮汕人口占多数,主流语系和日常交流用语是粤语,尽管广州长期以来也是不断有移民迁入,但融入粤语文化是基本诉求。
粤语、粤菜、粤地文化,这些本土文化长期深耕,构筑成特色鲜明且边界清晰的岭南文化主基调,内化成本土居民的优越地位和价值取向,它带给广州社会相对稳定的人口结构以及稳态化的生活规律和节奏。
相比之下,深圳完全是另类的一种文化渊源。40年前,深圳不过是广东的一个边境县,它的县城被称为“边陲小镇”,在岭南大地上默默无闻,其历史背景和文化地位与广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也正是由于深圳这个特殊的“边陲”地位,让它有了历史上翻天覆地的一次绝版机会。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毗邻香港的深圳被中央确定为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成为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试验田和国家经济飞地。
深圳成了中国乃至全球40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当代移民城市,人口从当年的30万暴增到目前的2000多万,其中95%以上是移民,其中外省移民占70%。
这些人口平均年龄30岁左右,使深圳成为充满活力的年轻城市,也形成鲜明的开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尽管仍在粤地,但深圳的主流语系和日常交流用语是普通话,讲粤语在深圳成为一种“亚文化”。
深圳的计划单列,也让深圳在经济和财政上直接与中央相关联,与全国经济相关联,反而与广东本土形成了一种客观上的隔断。
广州稳健的“守土”文化和深圳动感的“离土”文化并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大城市的经济和文化行为及其走向。
在中国,每个城市都有其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明确的国家政策定位,这对于每个城市来讲都非常重要,会深刻影响每个城市的发展。
广深的国家政策定位都很高,但又有很突出的差异。广州是广东省会,国家中心城市,国家确认的超大城市,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驻华领事馆最多的城市。
深圳则是国家设立的经济特区城市,全国经济中心城市,计划单列市,拥有省级经管权限,财政上不受广东约束;拥有特区立法权,立法上不受广东约束;
从国家政策投放看,广深的政策定位是有明显差别的,广州在广东及华南地区的综合管理服务属性更加明确,而深圳则充足表现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改革创新试验属性;
广州的政策属性偏向引导区域稳定发展,深圳的政策属性偏向引导全国创新发展。
一个是“区域稳定”,一个是“全国创新”,这种不同的政策定位必然对两个城市的长期发展带来明显的差异化影响。
广东之所以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走在全国前列,一个重要的原因主要在于毗邻香港。
40年来香港向内地的投资占到全国外商投资的大约54%,其中有一半以上投在了广东。
如果从广东内部看,真正毗邻香港的地方只有深圳,目前香港和深圳之间的陆路口岸有6个。
此外,香港通过港珠澳大桥与珠江口西岸的澳门和珠海也形成了一个陆路通过口岸,而广州和香港之间隔了深圳和东莞,这使得广州与香港的关系没有深圳与香港的关系那样更近更紧密。
香港是著名的国际城市,其金融、贸易、地产、旅游等产业十分发达,对深圳的影响非常大。
国家批准落地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试验区就是深港之间推进深度合作的典范,还有河套地区深港科学技术创新合作区也是借地利之便形成的深港特别合作空间。而广州由于缺乏这种地理优势,也就缺乏和香港的深度合作空间。
改革开放前,香港北面的深圳以及东莞还都是农村地区,最近的大城市就是广州了,然而那时内地还实施闭关锁国,广州的大城市优势无法发挥。
改革开放后,广州可以放开来吸纳香港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了,却不得不面对获得了更大开放政策的深圳经济特区对香港投资的正面“拦截”,客观上降低了香港对广州发展的推动和影响。
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主要有两大基础动能,一个是市场动能,另一个是政策动能。
广深地处华南,从历史看,是中国市场动能最强的地方,无论是千百年的华南领袖城市广州,还是40年来改革开放的标兵城市深圳,从根本上说,它们都是市场化成长的典范。
当然,40年来,广深都不同程度获得了国家以及广东省给予的各类政策的强力扶持,例如深圳的经济特区政策、计划单列政策、特区立法权政策等等,广州的沿海开放城市政策、国家中心城市政策等等。
如果仔细分析过去40年间广深之间在发展动能上形成的差异,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广深之间在客观上形成的城际竞争中,深圳借助各种政策动能的推动,尽可能内化到强大的市场动能中去,让市场动能成为稳定的、持续的、主导型的驱动力,形成支撑城市发展的基础性市场机制。
这使得深圳形成了“小政府、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强大的市场力量有力推进了深圳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了新经济体系的快速成长和一大批在国际上有影响的非公有制企业,如华为、腾讯、平安、大疆、比亚迪等等。
广州的发展道路则与深圳不一样。广州的市场动能基础原本十分雄厚,然而,在多年的竞争发展中,广州通过政策扶持获得的优势形成了某种稳定性的沉淀。
比如华南地区大交通枢纽门户城市地位,再如以广交会为核心的中国商贸之都地位,又如以大型国企为基础的汽车、电子、石化等传统产业体系,等等。
这些政策动能极强的发展格局向市场动能的传导力度并不突出,使得广州在整体发展上的市场动能弱于深圳,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就弱于深圳。
问题在于,市场动能越弱,广州本能地对于政策动能的依赖性就越强,长此以往,广州历史上形成的市场化优势也改变了。
但就政策动能看,广州又达不到像北京和上海那样的国家级政策直接、长期扶持的力度,广州的政策动能更多是来自广东省。
这样的结果是,广州在政策动能上弱于京沪,在市场动能上弱于深圳,这样的发展动能格局显然对广州城市的合理成长和升级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