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发展定位几经变化 海南：东方夏威夷的华丽蜕变

  60年风云变幻，海南始终在梦想与现实、期待和失望的反复交织中前行，发展定位也几经变化，“海南热”、“免税汽车事件”、“十万人才下海南”、“洋浦风波”、“楼市狂潮”、“三年低迷”等多起极具坐标性的历史事件证明：在这个天生向往自由贸易的岛屿上，自由并不能脱离秩序而单独前行。

  蓝天白云，碧海银沙，椰风婆娑，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汉惜正筹备将这样一组饱含热带风情的广告片推向全国。他想告诉人们：“南国椰子粉”是来自美丽的“东方夏威夷”——海南。

  杂草丛生、汽车遍地、烂尾楼林立、银行倒闭、熙熙攘攘的人才大军、让人晕眩的投机炒作，以及近似疯狂的各种口号标语。一切时而轰轰烈烈，时而冷冷清清。

  新中国成立后的海南隶属于广东省，称作广东省海南行政公署。由于地处祖国南大门，海南很长时期内一直被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1950年至1987年，用于海南国防建设的经费是200多亿元，而用于经济建设的经费才80多亿元，各方面一直发展缓慢。在广东省内的排名，海南历来是倒数第三。

  刘汉惜的创业历程几乎浓缩了新中国成立后海南经济变迁的全部重要历史。1979年，时年20岁的刘汉惜因生存问题从汕头老家来到海南。踏上岛屿，扑面而来是海南贫瘠的画面，到处人烟稀少，泥泞的土路两边散布着低矮的平房。而他的生存方式则和当地很多人一样：采摘胡椒。

  改革风潮逐渐越过琼州海峡，袭向海南岛。1983年初，中央两个月内先后三次召开会议讨论加快海南开放开发的方针政策，并形成《加快海南岛开发建设问题讨论纪要》，给予海南八个方面的特殊优惠政策，以国务院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全国。这就是著名的“中央11号文件”，它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开放海南岛!

  海南岛的地图很快脱销，一再加印。中央11号文件也被以手抄、打印的方式大量复制，有些被寄往境外。一个月内，来海南的国外考察团就达20批，是此前几年的总和。海南另外还接待了两万多“大陆客”。

  1984年，海南行政区成立了“海南岛开发建设总公司”，各市县也成立各种公司，负责外引内联和经商，要打开“以对外开放促进内部开发”的局面。经商热潮随之兴起，有的经营粮油、建材，有的经营农资、电器，有的经营服装和土特产，更热闹的是民众自发办起来的集市和夜市。

  但海南的“经商热”最终演变成“汽车热”。其直接诱发因素是，11号文件允许海南从国外进口免税汽车，但只能在岛内使用。消息传出，举国震动，人们争相赶往海南，通过海南的单位购买免税汽车，而海南的单位也从中赚点差价。买卖进口汽车成为最快速的生财之道，很多人开始干起买卖汽车生意。

  在刘汉惜的记忆中，那时候学校、工厂、街道、机关、部队，一切能停放汽车的地方都是汽车。凡是能轮渡汽车过海的港口，全停满了等着排队过海的汽车。进口的汽车慢慢的变多，出岛的汽车也慢慢变得多。

  1984年1月至1985年3月，海南共批准进口免税汽车8.9万辆，实际到货7.9万辆，花费国家外汇10多亿美元，严重干扰了国家金融秩序，给刚刚迈开改革开放步伐的中国捅了个大窟窿。

  中央和广东遂于1985年初组成联合工作组前往海南处理“汽车事件”，未出岛汽车全部封存。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处分。第一次“海南热”也随即结束。时隔多年后人们才知道，听取中央工作组汇报“汽车事件”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好嘛!海南岛放能放得开，收能收得住，是个理想的试验区。

  “汽车事件”引发中央对海南行政体系的思考。那时候，海南岛设有海南行政区、黎族苗族自治州、海南农垦，再加驻琼企业和事业单位和广东驻琼企业和事业单位，便形成“一岛五方”行政体系，导致政出多门，难以协调。“汽车事件”刹车不及，与这种多方体制不无关系。

  海南建设催生第二次“海南热”。《海南日报》当天特意出版了号外，满城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街头上舞狮敲锣，鞭炮齐鸣。无数带着梦想的年轻人，坐火车一路南下至广东湛江，再换长途汽车至海安码头。大家挤在狭小的船舱中，一边忍受着难闻的气味，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这其中包括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1987年12月，迟福林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小组办公室处长的位置上转调海南，担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和省政府体制改革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

  一下飞机，迟福林看到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混乱的交通秩序。“第一个晚上被安排在一个13人同住的大房间。拎一桶水，随便擦擦身子。很多人打牌聊天，整个晚上我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海口街头一夜之间变得拥挤不堪，大街小巷拥挤着大量戴着眼镜、身穿中山装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有趣的是，当时海口的道路没有红绿灯，道路交叉口的交通警察手里拿的不是指挥棒，而是石头或树枝，见有人违章就会扔过去。

  “三角池”也成为特殊历史下的产物。这个位于海口海秀路、博爱路与海府路三条路交叉地带，由于靠近当年的人才交流中心而成为人才大军聚会和交流的场所。很多人在此唱歌、咏诗、畅谈理想，一张报纸或者一块砖头，席地而睡。

  “十万人才下海南”为特区的大规模开发填补了人才空缺。海南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当时曾收到来信和接待来访18万余人次，其中不乏各类高素质的专业方面技术人才，解决了海南的燃眉之急。

  如今，海口金盘工业区的西南部分布着一个占地3000多亩的现代化汽车产业群，绿树掩道。随便问一个过往的行人，对方都会清晰地告诉你：“那就是海马汽车。”

  海马集团董事长景柱回忆说，当时年仅22岁的他跟随一批拓荒者满怀希望地踏上了海马筹建基地，近百名员工大多就住在低矮、潮热、人均不到2平方米的简易工棚里。几间简陋的厂房、几台破旧的设备，没人能想到这家工厂将来的命运会是怎样。

  谁曾能想到，海南汽车工业的历史大幕就此拉开;谁又能想到，在外界认为不适合发展汽车工业的海南，如今海马已经成长为民族汽车品牌的中坚力量和海南工业的名片，发展成为拥有海口、郑州、上海三个产业基地，年产值近百亿元，集整车生产、研发、销售、配套、物流、金融为一体的汽车集团公司。

  20多个年头一晃就过去了，迟福林在海南一共经历了八任省委书记，但最让他感到过得畅快淋漓的还是海南建省初期的那五年。

  迟福林说，那时候大家思想简单、工作劲头十足，同事们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热得都光着膀子，汗水浸湿了草稿纸。当时，迟福林经常去省委书记办公室讨论、汇报问题，发现时任省委书记的许士杰竟然也光着膀子，穿个短裤看文件。

  “那个时候，我随便什么时间都能敲书记、省长的门，即便是半夜三更，大家也不会有任何不好的想法。”迟福林感叹，“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一个创业的年代、一个充满热情的年代。”

  建省后，海南甚至获得了比深圳、珠海更多的优惠政策。1988年，国务院先后下发第24号、第26号文件，规定海南可以自由兑换货币;境内投资者自获利年度起10年内不再补缴所得税;土地使用权出让一次性签约最长70年;可以不提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竞争。

  正是基于国家给予的自由权限，许士杰产生了一个惊人的设想，他决定在洋浦等地再造几个“小香港”，把海关撤出海南，搬到湛江，使全岛成为自由贸易岛。

  洋浦被定位成“特区中的特区”，但海南省政府就没有资金开发洋浦，仅开发区的“七通一平”就需要100多亿元，而当年海南全省的财政收入仅为4.2亿元。在此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参考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提出了引进外资，由外商成片开发的大胆创举。

  1988年6月，海南省政府与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达成初步协议。协议确定，海南在洋浦半岛上划出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作为开发区，其土地使用权一次性出让给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期限为70年，区内一切基础设施建设及招商全部由外商负责。

  洋浦开发模式所涉及的面积之大、期限之长、灵活度之高，无疑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开放的最高程度的举措。但当时这样的做法并不能为国人所接受。

  迟福林也是开发洋浦的主要参与者。据他回忆，1989年3月，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有政协委员在发言中对洋浦开发模式进行公开指责，称其为“制造新的租界”。随即，100多位政协委员也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分别联名递交了提案，要求制止海南开发洋浦。国内一些青年学生甚至上街，贴出了“声讨海南卖国”的标语口号。

  作为海南开山辟路的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至今仍深得百姓感念。拳拳之心被辱之为“卖国”，向来以儒者风度、温良沉静为人著称的许士杰异常愤怒。激动、压抑、太阳穴的脉管在突突地跳，他来回踱步，他伏案灯下，想赋诗，想作文，思绪如麻，却无从下笔。

  同年4月28日，很快作出批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在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下，洋浦并没能发展起来。直到1992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洋浦开发才算真正启动。

  4年间，比海南晚起步的上海浦东开发区已初具规模，原本准备在洋浦投资的许多大公司、大财团、大项目几乎全部转到浦东。而洋浦则错过了最佳的开发期。

  海南2000年开始调整招商和土地政策，洋浦才逐步走出低谷。2004年开始，海南省重新建立起政府主导开发建设的模式。通过“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加快洋浦发展，走集约化、大工业发展道路。

  如今的洋浦承担着振兴海南工业的沉重使命。2007年9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设立海南洋浦保税港区，这也是华南地区第一个保税港区，其被定位为我国南部地区辐射东南亚和东北亚的，以石油、化工产品为主的区域性航运和物流中心，国内重要的石化产品出口加工基地，以及面向东盟地区开展自由贸易的桥头堡。

  太贫穷落后了，一切都始于白手起家。80年代末，海南省委领导曾算过一笔账，海南建省头十年的开发约需要2000亿元人民币。而当时海南自己可用的钱一年仅有20多亿元，加给的5亿元，仍是杯水车薪。除了向国内外银行借贷和用最灵活最优惠的条件公开招商引资，土地批租则成为政府融资的撒手锏，《海南经济特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转让规定》遂于1989年3月出台。

  房地产开发势如潮涌。1991年至1993年底，在海南注册的房地产公司达4830多家，约占当时全国房地产企业总数的15%，总注册资金高达500多亿元。

  大老板建大楼，小老板盖小楼，没钱人凑钱买几套商品房炒楼花。很多金融机构以20%以上的利息拆借资金用于炒房，追逐地产的每一分钱都热得发烫。当时流传的说法是，“谁遵守规则，谁就是傻子”。土地部门关于土地规划的一纸草图，转眼之间便能在炒地者手中转化成空中楼阁的凭证。

  海口的主要街道天天像过节一样，道路两边的椰子树上，拉满了五颜六色的彩条标语，行人走在下面看不到天空。广告小姐身披彩带，乘着广告车吹吹打打，喊喊唱唱。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到处充斥着大量房地产广告。

  海南原省委书记阮崇武后来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回忆，1992年小平南巡后，海南经济出现空前高涨。那一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83%，三亚也达到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

  在房地产被炒得如日中天的海南，洋浦亦未能逃脱泡沫经济的厄运。由于急需大量开发资金，不得不依靠卖地来筹钱，1992年到1993年，熊谷组以每亩300万元左右的价钱卖出去900多亩地。旨在“保证向工业投资者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低地价优惠”从而吸引外商投资兴厂的洋浦工业开发区，几乎变成一个房地产开发区。

  林克昌至今对此仍深表感叹：“这是一个巨大的包袱，压在肩上，痛在心里。”1999年下半年，国务院在海南开展大规模的处置积压房地产试点工作，林克昌被调任海南省建设厅任副厅长，并专职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副主任。

  畸形的地产市场留下了三大“脓包”：455万平方米的空置商品房长期无人问津，所积压房地产竟占全国的十分之一;1631万平方米的烂尾楼四处林立，满目疮痍;2.38万公顷被圈占的建设用地长期闲置荒芜。

  海南20余家信用社悉数倒闭。受上级指令，海南成立发展银行来接管倒闭的信用社。消息一经公开，便引发全岛挤兑风潮。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亦被关闭。

  经济增速也急剧跌落,海南遂陷入“三年低迷”。从1995年至1997年，海南经济增长率连续三年都降至全国倒数第一，比西藏还低。而此前1991年至1993年，海南GDP增长率连续位居全国第一，最高增速达41.5%。

  处置每一宗烂尾楼都是一场场攻坚战。林克昌说，海口龙昆南立交桥旁的申鑫国际广场(原华美大厦)债权人当时多达28家，债务量高达7.3亿元，先后遭到岛内外8家法院的反复查封。其间经过三次拍卖，最后降到3800万元才得以拍出。直到2007年6月，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才宣告结束。

  房地产业轰然倒塌，海南省被迫重新调整了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1996年提出了“一省两地”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方针，即把海南建成中国的新兴工业省、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海岛度假休闲旅游胜地。原本海南省计划在2010年达到三大产业比例“3∶3∶4”的结构，这一比例2007年已达到33∶27∶40。

  这个热带海岛逐步展露出它的工业“野心”，试图寻求一条可以将工业和旅游生态并举的发展路径，并希望能够通过在重工业以及港口等方面的努力，将它的影响扩大到整个东南亚。正如同新加坡可以同时扮演亚洲最大的炼油中心和石油化工中心与旅游胜地两个角色，海南觉得自身可以实现同样的目标。

  无论是以外资企业为驱动的“珠江模式”，还是以乡镇集体企业为依托的“苏南模式”，乃至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温州模式”，或许都不适合海南。2004年8月，海南最终选择了“大企业进入、大项目带动”战略，而不是遍地开发。

  中石化、中海油、一汽集团、华能集团、中信集团、国电集团、南方电网等一批知名大公司、大集团纷至沓来，800万吨炼油、东方1-1气田、80万吨化肥、60万吨甲醇、100万吨纸浆等项目陆续竣工投产，油气化工、浆纸、汽车、制药、矿产资源加工、农副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正在逐步形成。

  各种工业形态以海口为原点，沿着海南西部海岸线一路从北向南分布开去。这是所谓的“大西海岸”战略。2007年，海南省工业总产值首破千亿元大关，经济实现跳跃式增长。

  2008年4月13日，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作为全国唯一全省性的经济特区，海南有责任也有条件先行先试，成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争取通过10年到15年的努力，以洋浦保税港区为起点，逐步在海南建成自由贸易区。

  海南省商务厅与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目前已签署协议，联合对海南省设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可行性研究。但相对于自由贸易区而言，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似乎更加可行。

  去年4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海南进一步发挥经济特区优势，在旅游业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先行试验。批准在海口、三亚、琼海、万宁四市各开办一家市内免税商店，以方便国际游客旅游购物。

  在迟福林看来，建设国际旅游岛是一篇大文章，不能仅停留在搞几个免税商场，吸引更加多国际游客上。其本质是更大程度的开放，目标是建设国际化的海南岛，以此寻求在亚洲区域经济循环中发挥海南开放的独特优势，使海南在中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中有特殊的作用，这才有机会为海南实现20年前提出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更近一步。

  卫留成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未来5年、10年、1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海南省真正能够影响中国的，能够给中国作出贡献的，不是海南的工业，也不是海南的科技，而是在海南独特的、无法替代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旅游产业。

  这意味着旅游业将成为今后海南长远发展的主导产业，打造“国际旅游岛”也将成为海南发展的长远目标。而这一战略能否为海南打开一片天空，也变得更受瞩目。

  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的海南，早在建省之初就提出用三到五年赶上全国平均经济发展水平，再用五年到八年赶上国内发达地区经济水平，用20年左右赶上“亚洲四小龙”发展水平。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看来，海南计划用20年谱写的这篇大文章至今还没破题。

  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并被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寄予厚望，但海南出现的多次经济发展高潮总是昙花一现，随即便跌入低谷。从轰轰烈烈的免税汽车贸易，到沸沸扬扬的洋浦开发，再到如火如荼的房地产热潮，海南一次次跌倒在梦想的起跑线上。海南的发展定位，也一直在经贸立岛、工业立岛和旅游立岛之间反复摇摆。

  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海南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市场经济这个中心，尽快建立海南的商品经济新秩序”，第一个由一级省委、省政府明白准确地提出在全省区域实行市场经济，比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整整早了五年。

  同时，海南还在全国率先实行粮食购销同价改革;率先推行全民所有制企业股份制试点，全方面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燃油附加费改革，也比全国人大审议有关法律整整早了4年。

  而在政务及社会改革领域，海南率先进行省级机构改革试验，实行省直管县体制，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管理架构，比1998年中央国家机关的类似改革整整早了10年;海南还第一个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和实行城乡九年义务教育“两免一补”。

  回头看来，当时海南的体制探索为我国的整体改革开放政策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部分体制创新至今仍远远领先中西部省份。

  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经济实力，都远不如国内其他四个特区。海南全省的经济总量甚至不及一个东莞市。2007年2月，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在党代会报告中提出要“重塑特区意识、重振特区精神”，做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排头兵，并引发了全省自上而下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迟福林是海南多项体制改革的设计者，他对当时的这一精神实质体验得异常深刻。时任海南省股份制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的迟福林，当时一手设计了海南航空公司这个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方案。

  按照当时的规定，国家明令禁止股份制改造进入基础领域，航空公司不能搞股份制，航空公司更不能搞中外合资的股份制。但当时只有两三个亿财政收入的海南省政府，却想拿出1000万元来办一家航空公司，“连个机翅膀都买不了”。

  迟福林回忆称，那天晚上一直思考到深夜，最后向领导表了态：出了事情我个人承担，有了成绩是省委、省政府的决策。也就是在那个深夜，迟福林在未获得明确指示的情况下签署了海航的股份制改革方案。

  海南航空公司以省政府投入的1000万元存量资金，募集了2亿元社会资本，股份制存量和增量比例高达1：20，租赁了3架波音737飞机。股份制给海航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而海航也给海南打开了空中大通道，成为中国股份制改革的一个成功典范。

  “政治风险不言而喻，但在当时的改革氛围下，并没有太多个人顾虑。”迟福林说，正是由于在过去的20年，尤其是建省初期大胆进行市场化改革，充分的发挥“试验田”、“排头兵”作用，才奠定了海南在全国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地位。